第262章 新的阴谋(下)(2/6)

最不方便动刀的地方之一。

    总之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富的人越来越富，穷的人越来越穷，可是富人大多不必纳税或者只需要纳很少的税，而穷人们又交不起税。

    如此，税收开始下降，但开支却逐渐增多。尤其是嘉靖中后期以来，南倭北虏之下，朝廷的开支越来越大。局面如此，粮长的任务指标加重，但却越来越难以完成，不少人只好拿倒贴自己的家产来应付。于是如朱国桢所说“家有千金之产，当一年(粮长)即为乞丐矣；家有壮丁十余，当一年即为乞丐矣。”

    做粮长会做得自己倾家荡产，那自然没人愿意做。

    此外，粮长的特权也在逐渐缩小。粮长制刚刚开始施行时，统筹十里八乡粮食征收，虽然弊端很多，至少权力很大。后来朝廷就把粮长职权给拆分了，有“催办粮长”、“兑收粮长”和“长运粮长”，由原本的一人包揽，变成数人乃至数十人分工。互相制约，互相监督，相对来说就不太好再伸手乱来。

    成祖以后，粮长定期入京述职面圣的制度也逐渐废弛，做粮长见到皇帝被夸奖而授官的机会也没有了。

    到了这种时候，人们发现做粮长不仅要赔钱，权力也小，原先乡里的土豪劣绅们自然不肯再做这赔本买卖，就互相把粮长这个差事推来推去，最终形成一些潜规则。比如粮长由几家大户轮流来当，这样粮长也就由原来的“永充”变成了“轮充”。

    但即便如此，大户们也还是不高兴，于是后来又变成了全村人都要分摊的“朋充”，“朋充”之下的粮长，就连小户人家也要做——既然大伙都要倒霉，那看起来反而似乎就公平了。

    可惜这种所谓的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，好比黄世仁找杨白劳收税，杨白劳显然不敢不给，给不起也只好把喜儿送了；但你如果反过来让杨白劳找黄世仁收税，他杨白劳能够收得到？

    于是，收不到税粮或者金花银的粮长们就只能纷纷“告脱”，提桶跑路去了。

    实际上由于实学改革的原因，当代的粮长们情况比嘉靖末年多少还是好了一些。然而，正如之前批评张居正改革浮于表面一样，实学改革作为一个由上至下的改革，到目前为止也还没能深入地方体系，尤其是没能深入社会基层。因此，在“皇权不下县”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