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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62章 新的阴谋(下)(2/6)

最不方便动刀的地方之一。

    总之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,富的人越来越富,穷的人越来越穷,可是富人大多不必纳税或者只需要纳很少的税,而穷人们又交不起税。

    如此,税收开始下降,但开支却逐渐增多。尤其是嘉靖中后期以来,南倭北虏之下,朝廷的开支越来越大。局面如此,粮长的任务指标加重,但却越来越难以完成,不少人只好拿倒贴自己的家产来应付。于是如朱国桢所说“家有千金之产,当一年(粮长)即为乞丐矣;家有壮丁十余,当一年即为乞丐矣。”

    做粮长会做得自己倾家荡产,那自然没人愿意做。

    此外,粮长的特权也在逐渐缩小。粮长制刚刚开始施行时,统筹十里八乡粮食征收,虽然弊端很多,至少权力很大。后来朝廷就把粮长职权给拆分了,有“催办粮长”、“兑收粮长”和“长运粮长”,由原本的一人包揽,变成数人乃至数十人分工。互相制约,互相监督,相对来说就不太好再伸手乱来。

    成祖以后,粮长定期入京述职面圣的制度也逐渐废弛,做粮长见到皇帝被夸奖而授官的机会也没有了。

    到了这种时候,人们发现做粮长不仅要赔钱,权力也小,原先乡里的土豪劣绅们自然不肯再做这赔本买卖,就互相把粮长这个差事推来推去,最终形成一些潜规则。比如粮长由几家大户轮流来当,这样粮长也就由原来的“永充”变成了“轮充”。

    但即便如此,大户们也还是不高兴,于是后来又变成了全村人都要分摊的“朋充”,“朋充”之下的粮长,就连小户人家也要做——既然大伙都要倒霉,那看起来反而似乎就公平了。

    可惜这种所谓的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,好比黄世仁找杨白劳收税,杨白劳显然不敢不给,给不起也只好把喜儿送了;但你如果反过来让杨白劳找黄世仁收税,他杨白劳能够收得到?

    于是,收不到税粮或者金花银的粮长们就只能纷纷“告脱”,提桶跑路去了。

    实际上由于实学改革的原因,当代的粮长们情况比嘉靖末年多少还是好了一些。然而,正如之前批评张居正改革浮于表面一样,实学改革作为一个由上至下的改革,到目前为止也还没能深入地方体系,尤其是没能深入社会基层。因此,在“皇权不下县”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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